2022年版编者按：

近期，因为疫情及其引发的社会现象，上海的“城市品格”再度成为一个话题。一部分言说者使用“殖民城市”、“买办城市”的词汇，或明或暗地指责上海“对民族国家不忠”。而这种指责，当然也引起了各种形式的辩护。

正如海上草《上海，再世不做“优等生”》一文所言，上海始终都是一个不稳定的混合体，围绕“上海性”的话语纠缠归根到底不是一种实证测量活动，而是一场判分彼此的运动。由于海上草的这篇文章已经出色论述过当代意识形态场中的“上海性”问题，我们这里不再赘述。但我们今天想借另一篇文章《“高等华人”考》，以“高等华人”一词为例，展现“反殖话语”和“作为混合体的上海”的历史纵深。

与许多人的设想相反，“高等华人”最初并不是作为民族国家逻辑下的贬义词出现的——此种意义远非“不言自明”和“理当如此”。从十九世纪末一直到1920年代，“高等华人”及其前身“上等华人”等词一直是一个光鲜亮丽的词语，是一大批上海华人精英主动追去的符号。直到五卅运动时期，它才被中共主导的“阶级—民族话语”捕捉为一个贬义词——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和文化斗争，“均质的华人民族主义”连“高等华人”是褒是贬都无法判断！但是，等这个词的褒贬色彩定型以后，后来的“中华文化本位”论者也开始使用“高等华人”一词，“反殖”指称成为他们手中向右指责“迷恋西洋文化，丧失华夏特色”，向左指责“盲从阶级学说，断绝中华道统”的利器。这种“由左派创造，由国族主义利用”的轨迹，预示了许多革命史话语在今天的命运。不过，相比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今日某些“另类现代性”的拥护者们则有底气得多，因为他们背靠的国家早已不是一个半殖民地，而是一个资本主义可替代的中心。

然而，我们并非依据一种“还原论”的方法论，去说“民族国家性”和“地方性”都是虚假的或嫁接的。实际上，对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者来说，无论是推动五卅抗争的展开，还是捕捉和翻转类似“高等华人”这样的词汇，都要遵从“在地化”的逻辑才能实现。问题的关键，是怎样的“民族国家构想”和怎样的“在地化”？

因此，我们希望通过重发此文强调的是：第一，争夺革命史诠释权的斗争仍然是必要的（当延续历史任务的“反殖”成为一种貌似流行的旗号后，我们必须追问“反殖反帝”究竟是在怎样的情景下展开的？）第二，自认站在国家主义对立面的言说者，不能以一种简单的“每与操反”的态度（例如，因为国家主义攻击了某种意象，就真的去相信和赞美这种意象的现代性神话），不然越是如此，就越让发展不平衡积攒的真实怨气把依附国家主义话语作为自己的惟一出口；第三，正如五卅的怒潮是由一个“上海苏北人”（顾正红）的鲜血所掀起的一样，当这个凝聚了太多寓言的城市再度成为焦点的时候，必须尽可能地代表“中心空间”内的边缘人群，才能为抵抗的语词找到新的灵感。

2020年版编者按：

在当下的种种言说中，作为贬义词的“高等华人”似乎已经不言自明地与民族国家立场捆绑在一起。但是，该词在殖民主义和反帝革命运动被反复形塑和指认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如作者所揭示，“高等华人”这一词语和概念，本来就是在殖民主义支配下被召唤和塑造出来的，而直到五卅运动，它才被共产主义者主导的“阶级-民族”话语捕捉为贬义词。当时针对“高等华人”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静态的忠诚于民族国家的立场，不如说在于动态的社会革命运动，以及对列宁主义反帝范式的应用。今天，在种族、殖民主义和民族国家再度成为热点的背景下，我们特推送此文，纪念五卅运动九十五周年。

“高等华人”考：“高等华人”是怎样变成贬义词的

对今天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高等华人”是一个不言自明的贬义词。这个由“高等”与“华人”构成的复合词，与“买办”、“西崽”、“洋奴”等其他词汇紧紧联系在一起，指认着近代史上一批特殊人群的形象，是鲁迅讽刺文章的经典主题：“中央几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歌功颂德的‘高等华人’和一伙作伥的奴气同胞。”[1]甚至在评论当代社会“媚外”现象的言论中，“高等华人”的身影仍然屡见不鲜。

然而，在这种鲜明的民族国家语境外，我们似乎对这个词本身的历史知之甚少。例如，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2]它是鲁迅或其他作者为了讽刺和批判而创造出来的“反语”吗？[3]它天然就带有如今天所见的负面色彩吗？

实际上，从清末一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殖民现代性的支配下，“高等华人”和与之意义相当的“上等华商”、“上等华客”、“上等华人”等词汇，曾长期着扮演正面角色，曾是一大批华人主动追求、认同和运用的身份标签。直至面临以五卅舆论为代表、为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民族话语”的冲击，“高等华人”才开始变成贬义词，并随着反帝情绪的高涨、华人大众的觉醒和“革命”政治文化的扩展，逐步上升为国人的“共识”和“常识”。

一、华人分等：殖民空间内“上等华人”的诞生

“高等华人”一词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近代文献中有一大批与之意义相近的、表示“华人分等”的词汇，如“上等华商”、“上等华客”、“上等华人”、“华人中有体面者”等等。这些词的出现，是“中国人”/“华人”这一实体在遭遇殖民现代性支配下分化和重构的结果，是包括以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的和海外两个空间内华人经验的反映。不过，要明确“高等华人”的历史，必须首先对文本本身做一番梳理和考察。

“华人分等”反映在汉语词汇上，首先与海外华人的境遇有关。1873年12月，《申报》在选录香港《中外新闻》报道旧金山华人迁往秘鲁的消息时说：“是抵鲁者已有上等华商，不若前此之往该国者，多属工作人也。”[4]严格来说，“上等华商”与“上等华人”、“高等华人”的含义并不完全等同。但这则报道的用语已经清晰体现对海外华人分“上等”、“下等”的观念，即“上等华商”与“工作人”被区分开来。

其后，在上海租界华人的语境中，又出现了“上等华客”一词。1881年，上海发生了华人致函工部局要求外滩公园向华人开放的事件[5]，在上海中西文报刊上引起了关于华人权益的讨论。当年4月27日的《申报》如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