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芝蘸

发布时间：2022年5月25日

编者按：本文写就于今年3月，由于各种不可控原因现在才放出，部分分析在今天看来会不可避免地滞后，敬请各位读者谅解。

近期因俄罗斯的战线推进迟缓，并且这种迟缓对于日趋激烈的国际矛盾与俄国国内社会矛盾来说是极为致命的，因此在中国不少人一改战争初期（仅仅头四天）那种狂热的劲头，转而开始冷静下来。也就是说，他们终于从纯粹的“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立场重又回到他们浸淫已久的某种庸俗的“地缘政治学”上来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即俄乌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议程推进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以及这场战争又是如何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一种共谋的。

一

对于俄乌战争与中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已经由众多立场各异的人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阐释过了。这其中绝大部分要么是那种极为庸俗的“地缘政治”与“国际关系”的谈论，要么是将一场由反共产主义话语动员起来的侵略战争硬生生地诠释为“反纳粹圣战”并为此激动不已。这些毫无任何价值可言的谈论都特别关注到了俄乌战争带来的一个“新”概念，即所谓的“认知战”。从反国家主义者到国家主义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事实上不那么新鲜的“新鲜事物”。既然如此，我们也来谈论一下这个所谓的“认知战”，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谈论它，指出“认知战”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一种法西斯主义认识装置的。

“认知战”这个概念之所以因近期的乌东战事广为传播，最开始是基于众多评论者对俄军作战意图和组织方式的描述，即在初期俄方派遣大量的小型分队渗透到乌克兰的核心城市，给乌克兰政府和外界媒体造成一种俄军推进神速的印象；同时以此为基础制造铺天盖地的假新闻，并希望这种情报混淆以及渗透行动所塑造的“乌克兰必败无疑”的“认知”能通过尚未被破坏的网络和基础水电设施来传递给各方势力，从而迅速瓦解乌克兰人的抵抗意志。这一整套行动的主导思想就被称为所谓的“认知战”。从事实层面上讲，这种描述确实比较恰当地说明了俄军早期的真实意图。在这种思路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暴力机关的分工合作是相当明确的：普京需要迅速地发布“既定事实”以造就既定事实，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意识形态机器往往比军事工具更加高效。

然而，“认知战”这个概念在简中语境中的出现，却比俄乌战争要早得多。在“认知战”在大陆流行起来之前，对岸电视节目中的政客们就已经在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了——对大陆而言，“认知战”概念的传入并非源自于某种军事专业领域的作战思路，而是源自于台湾。从2019年起，蔡英文当局就开始相当频繁地使用这个概念：在一场名为“中国大陆假讯息心战之因应对策”的专案报告里，台当局声称大陆正依循俄罗斯并吞克里米亚的模式，对台湾社会进行“认知作战”；2020年的“就职演说”中，蔡英文更是直接提出“认知战”是“国防事务改革的重要方向”。在2021年5月底林玮丰事件（林指责大陆在台湾社群进行认知作战诋毁台湾防疫，又被发现其人就是这场“反串”的始作俑者）四个月后发生的张钧甯硕士论文事件中，《环球日报》的旗下公众号“补壹刀”声称此事可能是民进党网军煽动的“认知战”。这是大陆首次使用“认知战”这一概念。从此，双方均开始使用这一概念对两岸关系进行分析，甚至在乌东战争业已爆发的2022年3月，国台办发言人还声称：“他们（指台方）以所谓的‘认知作战’之说蒙蔽台湾民众。”显然，国台办在这里仍是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的。而在更早之前，美国及其相关媒体就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词汇对中国进行攻讦了。

不难看出，“认知战”这个概念在大陆的泛化和扩散，台湾当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台湾的民粹主义者发明了一套与反陆民族主义合流的用语鉴定学，从而把所谓的“认知作战”跟“使用（他们所认定的）对岸用语”绑定起来。在这种用语鉴定的学问中，把“网路”叫成“网络”，把“软体”叫成“软件”，就是在进行所谓的“认知作战”：一旦有谁使用了他们所认定的“大陆用语”，谁就是在替大陆卖命。当然，任谁也不难看出，这门博大的学问不过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文字游戏和名词猎巫癖，而并不是一套反映真实现实的经验体系；

然而讽刺性的是，大陆舆论场对“认知战”概念的使用，完全是在亦步亦趋地贴合着台湾，并且还是一个明显的前后相继的过程。从这个概念本身在舆论场里的扩散，到对这个概念的模仿性认知，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整套鉴定方法论，已经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意识形态场中完美地复刻了出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某位复旦大学教授仅仅因为持不同意见的网友使用了“上峰”这个词汇，就将对方认定为“台湾人”，认定其在为台湾实行对大陆的“认知战”。我们暂且不谈“上峰”一词事实上是大陆电视剧所创造的对国民党高层的称呼而不是台湾地区现行的行政用语，如果一个人被认定为使用了带有对岸色彩的词汇，就可以被认作是“1450”，是在进行“认知战”攻击，那么像这位教授那样到处散播“认知战”这一同样明显带有对岸色彩的概念的人，是否也是在替对岸进行“认知作战”呢？尤其是当这位教授对“认知战”的使用方式完全是复制了对岸？台湾御用文人沈伯洋在《中国认知领域作战模型初探》中以是否使用其认定的“非台湾用语”作为判断信息发布者是否为“大陆认知作战”参与者的标准，他大概不会想到仅仅一年之后，海峡对面的同姓学者就将这个方法视为圭臬并加以实践了。如此一来，到底谁才是对岸政客们的好学生呢？若以这位复旦大学教授所学来的“标准”，斯特列科夫的那些“悲观主义”战报怕是早就够他当三辈子台湾人了。

诚然，光是指出大陆对“认知战”的使用与对岸极右翼民粹分子构成事实上的合流，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在国家主义者和右翼之前，大陆语境中首次运用“认知战”这个概念的是一位反国家主义者，他在分析2020年美国黑人抗议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特区断电断网”事件时使用了这一概念来指责俄罗斯在此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还必须指出这个概念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概念（“现代战争”、“混合战争”或“信息作战”，诸如此类）究竟在意识形态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如上所述，早在2019年，“认知战”这个由美国和台湾政客所宣扬的概念，就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了国内；乌东战争爆发后，人们重又“发现”了这个“新鲜”玩意儿并把玩地爱不释手。这么一来，“认知战”就从某种令人忍俊不禁的文字游戏摇身一变成为了“现代战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肃对待。历史证明，人确实能在同一条河里跌倒两次。自冷战以来，一个个“全新”的概念像桌面上的弹窗广告一样相继地提出，这些无效的概念就这么长久地污染人们的视野。所谓的“认知战”从来不是一种什么有效的作战思路或者什么有内容的概念，而是一种将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正如五角大楼竭力渲染的“反恐”概念一样，将帝国主义战争在中东和美国引发的灾难和后果渲染为“反恐战争”并不意味着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新的战争形式，也不意味着这个概念能有效地解释诸如此类的事件和现象，而是为了实现某种内部的治理从而能更加高效地驱使整个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机器的运转。如果说相对“常规”的战争如越南战争会使美国统治集团再度陷入反战与民权运动的泥潭，那么通过“反恐”这种认识装置及其塑造出来的“全新”的“战争形态”，则会使它的帝国主义行动更加地不受约束：人们不会把自己孩子的性命交付给一场于他们而言毫无益处的战争，除非他们开始相信若非如此自己的“现代生活”就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后911时代）。

因此，像“反恐”、“认知战”这些作为“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的概念就不断地推陈出新以适应形势需要。在这里，“战争常态化”并不是指一场外部的战争经年持久的进行，恰恰相反，它承受不了这种代价并恐惧于此；它所真正想要的是一种内部的指向，即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紧张又刺激”（得益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战备”状态，从而更有效的进行内部的意识形态动员和整合。与这种紧张持久的意识形态动员相对应的，是它同时又要求外部战争结束地尽量快且代价尽量小，否则人民生活负担在任何方面的加重都将使它破产。当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变成了长期且损耗巨大的“治安战”，美国政府就不得不疲于应对国内的不满和抗议，今日俄罗斯的“认知作战”及其当下处境也非常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斯特列科夫在他撰写的“战况评论”中数次指责普京政府在对乌作战上的软弱和温和，并指出说这不是什么解除非法武装的行动，“这是战争！”考虑到斯特列科夫的政治立场，我们完全可以说：对俄国政府而言，“认知战”正是作为一种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普京政府希望在避免国内承受代价过大的前提下，通过快速穿插与情报混淆来彻底解决乌东问题。这样在与西方争夺乌克兰的地缘政治与经济影响力的同时也能借此扩大他在国内的权柄，只不过现在斯特列科夫们终于把他拉进一场“真正的战争”中了。

尤其在《“认知战”已在中国网络空间打响》这篇令人啼笑皆非的文章发表之后，“认知战”就从俄国对乌东问题的主观思路或两岸关系的此消彼长进入到另一个意识形态场域，即中国意识形态现场的斗争。这篇文章声称自乌克兰局势急剧变化以来，“相关国家从政府到社会乃至到个人，集中在我国互联网的网络社区发声……在微博和B站等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区试图影响、引导甚至诱导、操纵我国国内舆论、舆情，满足其政府外交、公共外交背后的国家利益。”如果说在此之前，“认知战”还仅仅是停留在“现代战争”的迷雾里，被军事专业本位所粉饰的话，那么从此之后这个概念身上所有的“技战术”光环都被彻底地撕了个粉碎。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的最初构想可能是基于“收留乌克兰美女”的恶劣影响所做出的一种割席，并利用中产阶级绝不肯承认自己的龌龊这个特点，从而进行的一场贼喊捉贼式的询唤。其中“认知战”正好完美地充当了这种询唤的中介机制。既然所有说过这句话的人都可以被指认为“披着马甲的境外势力”，那么自然就不会有人承认自己说过这些话。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人在“认知战”这个认识装置所指定的方向和范围之外以更极端的方式（实际是“更不高明的方式”）表达对俄罗斯的支持，以及这一支持背后的“隐秘教诲”即内部的民族主义动员。

二

像这种不断地抛出各种眼花缭乱的概念作为战争常态化的认识装置，正是基于后殖民与后革命时代的短暂且局部的战争经验以及当前的社会生产情况所提出的一种新的帝国主义方法论，即战争的社会动员越来越从铁路时代直接的军工生产和广泛服役转向内部经济和意识形态动员。而将我们通常所讲的“反动宣传”称之为“认知作战”，这本身当然也是一种“认知作战”。创造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在想象之中持续的处于“认知作战”之中，从而拉低整个意识形态斗争现场的弹性；换个中国人更熟悉的说法就是“绷紧阶级斗争的弦”——除了“阶级”在“认知战”这个装置里是不允许被认知的之外。“认知战”将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长期询唤技术化，从此一切问题都成为了“技术”的问题；在“认知战”所给定的空间结构里，最为重要的事变成了判断信息的真实与否（大多数情况下，判断的依据往往依赖于二手新闻倒爷），而不是去分析其背后复杂的话语脉络。这样一来，所有讨论都停留在一种庸俗的“大众舆论”式的“实证主义”层面。当然，这种庸俗的“实证主义”并不真的去试图穿越“后真相”的迷雾去探求某种真相，相反，它只是为了再度确信它所相信的方面，并且如果对方不相信我所相信的，或者不相信我对我所相信的确信，那么我就能够立刻对对方进行一种粗暴的意识形态指控。毕竟，在杂多的信息中找到支持自己意识形态立场的“数据”与“材料”并不是一件难事。

这种表现也是晚期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到极点的一个症候。它无力进行任何一种复杂的精密的意识形态宏大建构，因而只能抛出所谓“认知战”的概念。；像中文互联网中“等一个反转”的习语所症候的那样，想象自己身处于全方位的“认知战”之中，因而集中注意力于“打脸”与“核查”的可能性，在今天俨然成为了入场围观新闻事件的门票。“等反转”确立了“围观”的道德，即对此事的真假存疑的反讽立场。一种看似追求真相的庸俗实证主义和一种追求刺激、追求挑战的娱乐心态就在“等反转”中结合到了一起。而所谓的“认知战”只不过是“等反转”的技术化版本，正是在排除了一种真实的、作为士兵的一员在战壕里战斗的感觉，人们才可以在一种紧绷的“战备”状态里寻求刺激。以色列军队曾略带自豪地公开讲到，他们是以德勒兹、瓜塔里等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作为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战术指导的，他们在进攻一处巴勒斯坦聚集地时，以“生成平滑空间”这类哲学话语来说明将战争限制在居民房内部而不是直接在街上开打，以免给人留下话柄的作战意图。如此一来，战争变得好像和学术研究、哲学探讨这类高雅又富有情趣的活动没什么两样。这当然不是因为以色列军队在战术方面的思考有多么先进和出色，相反，这完全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腐朽无力的明证：它只能通过制造或偷窃的方式，来不断地生产那些无效的、反动的概念，仅仅是为了掩盖事物的原本面目。正如“认知战”试图让中国人相信这就是所谓的“现代战争”：一场在乌克兰东部，是以战术单位为基础的使用步枪和重火力的对决；另一场在中国互联网，是以“隐蔽的舆论团体”为基础的使用言语和意识形态的对决；他们用血肉，而我们用键盘。也就是事实上对于战争的图景成为了一种电脑游戏：我在体验打仗的刺激，但我不用付出任何与之相关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