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舵
首发日期：2020-10-31
重发日期：2021-10-21
【编者的话】时下，在论证抗美援朝正义性的声音中，我们大致见到了以下几种范式：1）最为流行的民族国家叙事模式，把抗美援朝作为某个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战”，并指认半岛南北分治乃该国地缘利益的最优解；2）由部分“学院左派”提出的，强调抗美援朝对第三世界话语权的意义；3）更为“经典”的左翼话语，突出抗美援朝的国际共运性质。三种范式的竞赛是在某些共同前提下开展的：除了都自诩为那一轮已然作古的“中国革命”的辩护者和继承人之外，还包括一些三方均予承认的历史认识——例如李承晚政权的腐朽独裁，南朝鲜统治层与日伪势力过从甚密，主动出战对革命中国的正面作用……这些固然都是事实，但引人深思的是，在诠释抗美援朝（和类似的中国革命遗产）时，往往都是民族国家叙事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这仅仅是因为后者的宣传机器更为强势么？进步力量是否给对手提供了可乘之机？
早在七年之前，汪晖写作《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一文，从国际主义、第三世界、人民战争等理论维度尽其可能地为抗美援朝正名，批评了庸俗历史学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还因此承担了“史实错误”的骂名。然而，如果说“斯大林搞阴谋”是一种方法论民族主义的话，那么讴歌抗美援朝的“龙游浅水勿自弃”（与萨镇冰原诗“中苏两国临斯世”相比，这一伪托的诗句极为露骨地显示了其民族主义愿景）和“龙战于野”又何尝不是“方法论民族主义”呢？而且，这种区别于自由派和学院派史家的方法论民族主义，还能反过来把汪晖的一切辩护统统收编。当年的革命的确“胜利”了，但这份胜利却无法属于，至少无法自然而然地属于今天的革命者。
因而，本期稿件希望通过“关注胜利方内部的失败者，从而反思胜利本身”的方式，为理解东北亚人民在朝鲜半岛的解放-反帝战争提供一种新视角。也许，这种视角的具体运用尚不成熟，但却是一次开掘更广阔的革命史视野与理论视野的尝试（在当代中国，革命史问题天然是政治问题，因而也天然就是理论的对象）。现实来看，这种尝试对于进步人士而言也显得愈发迫切，不久前流行的一篇泛自由主义文章《我们应该怎样纪念朝鲜战争》，就是从反面运用了“失败者”视角。该文章一方面借助中韩双方民间的人道主义互动来呼吁国人理解“韩方”的视角（这里当然存在许多显而易见的缺陷——朴素的人道主义怎能消弭战争本身的正义性？屈从强权所换取的“避免流血”怎能等价于“和平”？李承晚的政权怎能简单对应今日之韩国？）；另一方面，该文章有意使用了被俘志愿军的经历，一箭双雕地瓦解了国家主义叙事和经典左派的“胜利”叙事。然而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失败者”来说，那样一种“你们是受了愚弄而走上战场，流血没意义，容我辈怜悯一番”的叙事姿态，未免太过傲慢。因此，今日的进步人士不应该去回避，甚至还要去主动面对和思考革命中“失败者/边缘者”的历史。如果说，自由派人士和职业史学匠发掘这些失败者，是为了论证革命本身是错误或无意义的，我们则是反而要去说明：为什么革命史中有这样多的“污点”，为什么革命在二十世纪历史的最终后果可能仍然是“失败”的，但是革命仍然值得我们去挖掘、诠释和继承。
根据今日继承当年参战主体的各个政权所称，今年是朝鲜战争爆发七十周年，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追溯自己进入这场战争的日期各不相同。6月25日是半岛北方的“祖国解放战争”和南方的“六二五战争”开始的日子；美国介入这场战争的时间一般被认为是7月5日——这一天，美军地面部队第一次和人民军交战，美军24师派出的由营长史密斯指挥的“史密斯特遣队”，在这场短暂的战斗中损失了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几乎失去了战斗力；而志愿军则在10月19日开始跨过鸭绿江，25日第一次和对手交战。根据各参战政权的官方以及各自政权辖制下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看法，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
关于这一点，比较难以理解的恐怕是美方的说辞；这种说辞恰恰在美国取得冷战胜利之后进一步得到强化：“1990年代的莫斯科新档案，被用来主张朝鲜战争正是当年杜鲁门总统所说的战争”（以抵抗所谓共产主义侵略为目标的所谓“有限战争”即防御性战争）[1]。若果如此，那么其“有限”的目的就可以算是达到了，美国也可以坦然自诩“胜利”了。对此，熟悉朝鲜语材料，与韩国进步派知识分子结交多年，并且妻子为韩裔的美国历史学家卡明斯讽刺说：“因此....**第一场朝鲜战争，1950年夏天的南方之战，是成功的；第二场朝鲜战争，反攻北方，是失败的。**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这个精神分裂症式的墓志铭：决定保卫南韩，是杜鲁门总统任内最光彩的时刻；决定向鸭绿江进军，却是‘（美军）最惨烈的失败。’”[2]
有趣的是，中方史学界也有一位善于使用“新材料”的学术权威，也是依赖“新发掘的莫斯科档案”（学者自掏腰包，更得珍贵），得出了与艾奇逊几乎完全对称的观点（虽因国内的政治正确，他没有明确如是说，但若读过他的相关名著，显然不会误解他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沈志华一方面以这些档案确认，中国在朝方溃退的时刻做出的果断决定，实现了维护新生政权安全的“有限目的”，另一方面，质疑中方没有抓住1951年第三次战役后国际调停和美方新挫的时机实现停战的决定。也就是说，在他的眼中，对于中方同样有两场“抗美援朝”，他继续承认其合理性的“有限战争”，和徒增几十万伤亡的、本质上失败了的、长期的“无限战争”。
双方观点的“对称性”来自于什么呢？读者想必可以很快指出两条：1）意识形态上都认可民族国家追求所谓“国家安全”的正当性；2）利用工具理性的核算来安抚哭闹中的人道主义者，求解“国家安全资源”和“国民性命资源”的“最优均衡点”。笔者在这里却想进一步强调第三点，即两者的对称性可能也和双方共同倚重的“莫斯科档案”的性质有关。诚然，没有人能质疑这些档案本身的可靠性；可是，只有相信“朝鲜战争”的进程在根本上是由莫斯科或其他地方的密室政治所决定，才能造成把“档案”直接拼贴为历史本身的误解。归根到底，中国和美国的多数身处“后革命”氛围中的专家们，并不能理解“革命”这种东西是如何发生的，更谈不到把朝鲜战争还原为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东北亚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而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反革命）在没有达到自己的极限之前，是不可能自动停下来的。
理解朝鲜战争是一场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步就是需要认识到它是一场内战——“只有这个概念可说明为什么在1950年6月之前，朝鲜半岛就已经死了10万人”[3]。**我们有必要补充如下知识：从1946年11月到1950年6月，半岛南方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起义与镇压：丽水-天顺、济州、智异山……**从韩国电影《南部军》、《太白山脉》、《芝瑟》中，我们能窥见这些历史事件的一角；尤其在《太白山脉》中，围绕地权的阶级斗争被反复点题。即使考虑到当时北方进行的土地改革也伴随者暴动夺取/分配生产资料、清算统治旧账而处决地主的情况，其受害者规模仍远不能与南方同期镇压抵抗的暴力等量齐观。更不能忘记“越南者”（向南躲避土地革命的地主阶层）在1950年随联合国军“还乡”后，进行了百倍残酷的报复（可类比中国的“还乡团”大屠杀），其中至今作为北朝鲜政权宣传重点的信川屠杀，受害者估计达35000人，南方作家黄皙暎的小说《客人》也曾描写此事。
（电影《太白山脉》剧照）
理解了朝战是“内战”，美国“修正派”和韩国泛进步阵营的历史学家们得以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起止。他们中的许多人提出，朝鲜战争早在1946年或1948年就开始了，直到1955年最后的南部游击队缴枪才结束；而一旦我们把半岛南方左翼的武装斗争考虑在内，对于参战各方来说，是否“胜利”的标准也就变得更加模糊和暧昧了。例如，既然北朝鲜方面说他们的“祖国解放战争”因为打败了帝国主义干涉而胜利了，那如何看待1953年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员们的苦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