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舵

发布时间：2022-03-16

首发时间：2018-12-01

【2022编者按】

本文原作于四年多以前德里克去世时。阿吉兹阿罕默德曾对德里克有一定的影响，德里克著述征引前者颇多。我们对德里克的纪念辞有若干论点也适用于阿罕默德。因此我们转发此旧文，表达我们对逝者的怀念。本号将继续译介阿罕默德和德里克的著述。

【2018编者按】

本文原作于一年前，即德里克逝世消息刚刚公布之时。一年过去后，德里克的理论遗产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愈加急迫地显露出来其重要意义——如何同时坚持对欧美中心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批判？如何既为革命辩护，又警惕革命历史本身成为服务于后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工具？

土耳其裔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里夫·德里克的一生的生活与工作，跨越了完全不同的三种文化政治背景下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大多数来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或所谓“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来到这个体系中心的学员中后，继续以自己出身的那个社会为研究对象不同，他选择了与土耳其远隔整个亚洲腹地的中国作为他理论活动的抓手。对于前一种学者们，尤其是他们中的等而下之者来说，**他们在欧美的最大资本是母国，而在母国的最大资本则是欧美。**这些人发明和熟练操弄一套被称之为“后殖民”的文化理论，而这些眼花缭乱的理论在实践中较坏然而不幸地，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就是成为了他们在这一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中“跨文化”的生活与工作实践的合法性的注解。并非所有后殖民理论都是如此，但其中很多一方面处理着它们的提出者所能够感受到的文化压力，另一方面却不能真实提供进一步深入的可操作的去殖民化或称“解殖”的政治议案。在这个意义上，最糟糕的一些后殖民话语的引入恰恰是对边缘地区“新殖民”的过程的一部分；“第三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可以用“无法在帝国缺席的情况下解决”的理由而被推迟解决，剩下的只是一种持久的愤怒姿态而已。这样一种愤怒姿态修饰的是一种被抽空了真实诉求和能量的民族主义；其中一种表现形式就是许多学者都已注意到的“远距民族主义”，即那些身处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曾经的第三世界精英或他们的子女，如今的“新移民”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他们并不打算回去的母国的“爱国主义”。而另外一些修习人文学科，修养更为高雅深厚的第三世界来客们，则会选择看上去不那么尖锐且更“深刻”的表达方式，那就是“后殖民性”。对此曾被德里克多次称许和引用过的印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吉兹·阿罕默德曾干脆说，‘后殖民性’是后现代主义的楔子，用来殖民化欧洲及其北美分支以外的文学。

然而，德里克拒绝了这种对于个人来说富有诱惑力的方案；他选择了中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不止于此，在生前最后一本著作《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序言中，他如此总结该书，而事实上也是他一生为之努力的研究方法：“试图从方法论上提出将‘中国’世界化：将中国纳入世界，并将世界纳入中国”。他拒绝把中国作为“方法”，去提供用以反驳普世性的方法论的“道路”或“理论”，而选择坚持这种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面对全新的时代，进一步捍卫了这个把抽象的现代社会揭示为单一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社会的学说。中国在这里，当然不提供“东方风情”，但却也不仅仅被用于提供“认同”乃至“抵抗”的资源。阿吉兹·阿罕默德曾在批评詹明信的第三世界文学论时说过：“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出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其他什么别的意识形态，引者注），因为世界根本不是由理念王国所构成..而是一种单一生产方式的全球化运作，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对这种生产方式的全球化抵抗，这种抵抗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深入到亚非拉最偏远乡村，当然也是深入到美国国内的全球化现象。”选择在一次“跨文化”后第二次“跨文化’,也许正是德里克拒绝承认”跨文化“作为一种确实重要的经验足以决定一个人的政治文化立场的第一次实践。

德里克在大陆学界具备相对显赫的声名；他曾多次来华讲学，并将讲稿结集出版；也曾和大陆各种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学者多有交流。他为人们所称重的，首先是他的“后革命”理论；这个理论在九十年代中叶后已经对于“后现代”和“后殖民”等来自西方的“后学“理论产生了上瘾性的依赖，却又对先到的那些著作和篇什咂摸得只剩下口水而连碎屑都已经咽下之时进入中国，很快引起了热烈反响。和“后社会主义”相比，这显得没有政治上似乎在对当局自我声称的属性提出挑战的爆炸性；与之前的后殖民或后现代相比，这又显得非常贴切中国的国情；毕竟，**从八十年代末起“告别革命”的合唱就响彻中国大陆；“革命中国”的自我形象也已被互为表里的“文化中国”与“现代中国”所取代。**时至今日，这个概念还在被国内广泛地应用，而更有了“后乌托邦”等在华私生子。然而，德里克本人是在怎样的语境中提出这个概念的呢？他说：“双重意义的‘后革命’（‘以后’与‘反对’）比‘后殖民’能更好地涵括后殖民论的前提和要求。从空间上说，后殖民论声称全球皆然，其前提已广为人们接受，甚至包括前革命社群（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如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后革命有助于更广泛地理解后殖民时代世界形势的思想与政治内涵。后殖民主义为上述知识分子提供了远离昔日革命的思想空间，这也表明后殖民论总体上的后革命立场。”然而，对于绝非全部的大陆引用者们，往往只注意到了这里的“后”post的“以后”after，而，没有注意到“反对”即anti。在马克思主义者德里克这里，这个定性绝不可能只是“价值中立”的观察和估价，而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否定性评价。而且，“后革命”当然也不是为“前革命”社群如中国量身打造的用语；而是因为，解殖方案本来就该包含着社会革命的内容，而许多反殖运动也恰恰的确曾经是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环节。关于这一点，可以为德里克补充一个在文化上的案例，即由苏中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牵头召集，在第三次举办后因中苏论战而夭折的“亚非作家会议“；在阅读在塔什干召开的第二次作家会议后出版的与会者文集时，我们就能轻易意识到，相对于二三十年后“流散知识分子”为了处理文化上的所谓“后殖民性”的那些文本，这些在“殖民后”在文化政治实践中，作为世界革命一部分或受这个革命影响下的在地知识分子们在思考问题时是怎样把他们工作的成败与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当然不是说，“后革命”只是德里克为了避免被因为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的无效争议而为“反革命”所找到的一种替代性修辞；因为它并非是与“革命”同步发生的：“后殖民性自发意识的出现并非与殖民主义的结束同时（毕竟，殖民主义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迄今仍未消失），而是与八十年代新的世界局势的出现同时，其间的拒斥革命是一关键时刻…以后革命取代后殖民能更清楚地显示后殖民概念是如何与当代文化对过去的议论同声相应的，进而能够说明为何这一概念过去十年中受到所有文化生产机构的即刻欢迎。”他指出“后殖民”的缺陷说：“后殖民一语不仅忽视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本土（或应译为土著更好？引者注）居民，他们依然挣扎于最堕落的殖民统治下；而且忽视了‘内部’殖民主义（internal colonialisms）”。而更重要的是：“殖民的过去与‘后殖民的现在’仍通过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澄清资本主义内部的变动，它如何使殖民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变为障碍，因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要求把从前作为欧美资本主义对象的殖民地居民整合为独立主体。后殖民论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反而将后殖民性延伸至过去，仿佛现在与过去无甚区别，从而为资本目的论提供了文化与意识形态借口。”“后殖民主义本身是正在形成中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组成要素；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主义的‘原因’，而且可以解释它何以迅速风靡思想界。”因此，以“后革命”来为“后殖民”定性，所优越于“反革命”的地方在于：它指出的是“后殖民”用于“反革命”是何等有效，以至于可以超越共时性时空的限制，还足以实现“现在”对“过去”的“征服”，以及对“未来”的“殖民”：“过去无非是现在的建构物，不具备对话必需的主体性，所以要扫地出门”，而未来也就因此因为失去了“革命”的选项而透支其一切其他的可能性，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将永远、永远、永远存在下去。

在这样的意义上，用于在“后殖民性”面前为革命辩护的“后革命”，在中国被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于为“革命”盖棺论定，也足以让人叹息。不过我们当然清楚，这不是中国当代思想界第一次“创造性”地利用舶来的思想与文化；拉美以反帝等政治意图为构镜的“文学爆炸”在中国成为了“纯文学”挣脱政治的利器等案例早就启示我们，中国的“后革命”历史进程是有其自己的固有节拍的。对此我们当然没有资格责怪德里克；不仅是因为上述情形，还因为，德里克本人是一直在坚持对中国当代的思想界状况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联系做认真的分析与不倦的揭露的。在《后革命氛围》一书中收录的大多数文章收录的年代，德里克视野中中国资产阶级参与全球性角逐的主力还是以港台为主，并由身处北美的华人知识界为其发声，广阔的中国大陆还更多地表现为这个资本集团的剥削对象和身后的靠山；而到了《后革命时代的中国》的时代**，大陆的（私人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却已崛起成为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另一个可替代的中心**“（德里克本人语），尽管它所依赖的相当程度上依然是同样一个广阔的、沉默的中国大陆的经济腹地。在这时，中国大陆知识界对革命历史的拒斥已经不在停留在对“革命的终结”的确认上；他们已经准备好要去实现对这场旧日革命的最后征服，即确认这场革命本身也不过是对为了抵达如今的“文化民族主义”的路径而已。mzd的统和孔夫子的统，由dxp的统出面来通一通，竟然就直通向一 带 一 路和星辰大海而去也；而这一点也就给德里克在重复他八十年代的论述时带来小小的尴尬：一位在清华大学听取他对八十年代以来从海外到大陆的新儒学复兴浪潮的批判后向他提问，他有没有读过刘小枫的《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德里克没有能够来得及针对他本人已经意识到的这个重大变化了的现状，去认真读一读《通三统》或《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来对此给出他自己的全面回应，这该算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遗憾。

机敏的刘东在他为德里克这本书所写的“评议“中指出：德里克在本书中的“理论和案例在那里，往往只表现为‘两张皮’；也就是说，好像即使没有那些历史叙述，也照样能从理论上得出那种结论——因此，毋宁说这里只在遵循这样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及其在当代中国的竞争对手。”没有比这个观察更合适作为我这篇小文的结语的了。就在刚刚，我得到消息：阿里夫·德里克因为肺癌在美国的家中去世了。作为生前意识形态对手与私人朋友的中国学者对他的敏锐揶揄（甚至可谓乃是讥评），对于我们这样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恰恰是值得献在他灵前的赞词。让我们用像他一样，在这个后革命时代坚守革命的不屈思考和写作，来纪念逝去的阿里夫·德里克吧！

哈扎尔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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