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春琦

发布时间：2021-11-16 21:00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Mahmood Mamdani），乌干达印度裔人类学家，著有《公民与子民：当代非洲与晚期殖民主义的遗产》、《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以及《界而治之：原住民作为社会身份》。马姆达尼对美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面对的族群与宗教撕裂进行了基于社会历史语境的批判。在他看来，“文明冲突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所共享的前提(即将不同族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分野或矛盾视为去历史化的，亘古不变的现象)遮蔽了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政治工程对第三世界族群问题乃至当代跨国恐怖主义的发展路径所起到的决定性塑造作用。

本文写于9.11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马姆达尼指出，无论何种现代政治伊斯兰主义都不能被还原为所谓现代且文明的“西方影响”与野蛮且落后的“伊斯兰本土文明”的简单叠加，而应当被置于（作为全球南方的一部分的）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势力相遇并相互摩擦的历史背景下。基于这一判断，作者正确地指出，作为政治哲学的伊斯兰主义并非仅仅是所谓“前现代文化的残余”，而是挪用、乃至重构伊斯兰文化传统以服务于一种现代政治议程的力量。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样，本·拉登的号召力并非在于其宗教信仰，而在于其政治目标。那么，到底是什么塑造了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议程？通过长时段的历史梳理，作者指出，以后世“基地组织”与“塔利班”为代表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政治议程诞生于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并在美国的直接扶持下迅速发展，以至于在后冷战时代对美国进行了反噬。

马姆达尼对9.11事件的批判性分析呼应了其在《界而治之》中体系化，并在其理论生涯中一以贯之的问题意识与理论立场。无论是“文明冲突论”的东方主义想象还是所谓“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文化相对主义立场都以一种症候性的方式指认出其背后的帝国治理术。在冷战时期的议程中，为了反对世俗化的、左倾的伊斯兰国家与反美的“革命伊斯兰主义”，美国试图扶持更符合所谓“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保守伊斯兰主义政治，而当后者在后冷战时代转而将矛头转向美国时，美国舆论又试图在伊斯兰世界内部分割出所谓世俗化的，“接受现代政治、经济与文化原则”的“好穆斯林”与守旧、愚昧、信奉原教旨主义的“坏穆斯林”。通过这一脉络，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任何一种“政治伊斯兰”思潮而言，“什么是真正的穆斯林”从来不是美国的关切。

换言之，对于马姆达尼来说，不论是在《好穆斯林、坏穆斯林》一文中对伊斯兰世界的分析，还是在《界而治之》中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分析，都正是为了指明：使用“文化政治”的标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人民实行“区分”，在逻辑上正是对萨义德所揭示的经典“东方主义”方法的扬弃；“东方主义”用以指认作为“进步”西方外部他者的东方的文明等级和社会进化序列，被内化地应用于某个“东方”社会之中，形成一系列空洞的、看似歧异而实则同构的文化政治能指。需要指出的是，在历史现实中，逻辑上前后相继的“东方主义”与“界而治之”往往是同时或交替出现的。

当我们把问题从9.11本身转移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乃至转移到一种作为治理术的“间接统治”时，我们就不得不超越对“白人的罪责”或帝国主义力量的道德谴责，而要试图进一步审视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变化。马姆达尼认为，“间接统治”并非意味着宗主国减少或放弃改变殖民者原有社会结构的意图，而仅仅是改变了其施加权力以重塑殖民地经济社会秩序的方式。而面对殖民地的精英得以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与殖民者直接合谋的同时，通过宣称自己最为符合“东方主义”学术所塑造的形象，将自身树立为特定文化认同的“典范”形象，进而重塑自身在殖民地空间内的文化权力。这种对“东方主义”的“逆练”，可能发生于较早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发生接触的地方，如孟加拉文艺复兴之于南亚次大陆，而在二战以后的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也可能发生于全球传媒特别关注的地方，如阿富汗塔利班之于伊斯兰世界（这也是马姆达尼在《好、坏》一文中举出的例子。）

进一步地，当面对“界而治之”的知识-权力话语及治理政策时，往往正是上文谈到的前一类地区，又得以被识别为最“进步”“文明”的“好土著”。如此，就出现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即在一些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内部或跨国的区域文明内部，存在一批继承自殖民主义逻辑的、在“本土性”和“现代性”两项尺度上据说都赢得优胜的赢家。仍就阿拉伯地区而论，海湾地区各国就部分占据了此种结构性的优势。以其中的卡塔尔酋长国为例，它一方面通过半岛电视台之类“开明、专业”的新闻媒体，建构自身“现代化”、“自由民主形象”的，另一方面则为穆兄会等有政治伊斯兰倾向的组织提供资金。通过这一方式，卡塔尔将自己同时塑造为“文明的、现代的伊斯兰社会”与“正统的、虔诚的伊斯兰社会”的代表，在维持其（依靠石油、资本与和美国的同盟）政治与经济优渥地位的同时塑造了其区域性的“文化霸权”。因此上，为了分析第三世界内部的问题，为这些“殖民后”社会提供更具可行性的解殖方案而非仅仅是所谓的“后殖民”话语，需要对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活动进行切实的考察，而不能轻信任何一种“文化政治”的说明。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阅读马姆达尼包括本文在内的作品，绝不仅仅足以更正自身对伊斯兰世界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去历史化的、本质主义的认识，还可能帮助我们反思对自身文化身份的想象。在中国，我们是否可以找到类似的“卡塔尔”式人群——他们既得以标榜自己在“文化传统”上的“正统性”，又将自己塑造成其他人群的“现代化”标杆？这种看似悖谬的情境成立的前提，正是在伊斯兰世界、中国以及在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地区的相关人群对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最彻底接受与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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