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以来，新冠奥密克戎毒株再次冲击我国多个省市，其更强的传染力和更低的重症率，对2020-2021年形成的防控模式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这一点在上海市此轮疫情爆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地疫情的爆发叠加了非常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因素，同时，即使是在多方面付出了空前高昂代价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没能看到疫情扩散趋势发生明显转折。本文重点如下：
一、关于上海防疫的“优等生”话语演变
上海市在本轮疫情爆发以来，本地“市民社会”主流文化的话语经历了如下演变：
【传染病隐秘扩散阶段（2月下旬-3月上旬）】其它省市零星报告自沪人员携带病原体——“弹性防控是上海独特制度优势的体现！”……
【疫情爆发初期（3月12日-27日）】出入沪收严，部分社区封控——“面对全国的生硬管控倾向，保卫上海的人性化管理！”……
【疫情严控I期（3月28日-31日）】浦东封控，筛查发现4日新增病例破万，数据曲线陡增。“周浦医院”“血透老人”等新闻引发热议——“上海此前的管理竟然如此儿戏，本地官僚哄骗了市民！”……
【疫情严控II期（4月1日-5日）】浦东未能如期解封，浦西迎来封控，筛查发现更多病例，但增速放缓。同时居民普遍物资断链、“东海养老院”、“幼儿单独隔离”、“市民与疾控对话录音”等新闻引发更大舆论——“官民团结，攻克时艰！”，“上海要铭记代价和教训！”，“本地官僚依然尊重常识”……
【疫情严控III期（4月6日至20日前后）】全市未能如期解封，第一轮“三区划分”未能改变实质性的社区封楼，甚至物流进一步限流，同时新增病例陡然反弹（7日增3万），这造成公众对管控有效性的普遍怀疑。“扑杀柯基”、“阳性误判”、“方舱漏雨”、“居委电话录音”、“张江公寓”、“九亭抢仓”、“夜袭老人”、“儿童百里远征”、“辽宁蔬菜被扔”等新闻屡屡引爆舆论——“上海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上海耐力已达极限”，“人祸远甚于病灾”，“把上海还给我们”……
【疫情严控IV期（4月下旬）】第二轮“三区划分”、“动态复工”和物流体系复苏对生活有所恢复，但解封前景依然渺茫。“四月视频”、“浦东硬封控”直接引起大规模互联网行动和居民抵制——“保卫上海”，“必须自寻出路”，“京广居民勿蹈覆辙”……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部分外地网友对上海的评语也耐人寻味——“上海游离于全国严控方针，乃是买办性的体现”，“上海本地官僚藏有坏人，恶意躺平”……
上述话语哪怕在字面上千差万别，甚至不乏冲突，但普遍共享了一种潜在前提——上海是毋庸置疑的“优等生”，它无论从“实然”还是“应然”来看，都具有更强大的能力、更文明的面貌。乃至于想要解释它的失败，也要诉诸“阴谋论”才最合适……然而**“阴谋论”的指责，何尝不是变相的吹捧和神化呢**——“成绩差是因为不想好好考”的潜台词不就是“原本实力不凡”么？
二、上海真正需要回归的“常识”
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本身的“城市实力”，一直都是十分平凡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上海市民阶层以往被灌输的“常识”，其实恰恰是“反常识”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所谓“地方-国家之争”也并没有那么真实。
上海为什么起初表现优于武汉、长春等腹地省会城市（同样都是全面管控措施滞后于疫情扩散），但如今在居民物资和清零预期两个方面都急转直下？成因相当复杂，我们在这里首先提供一个基础性的社会人口因素。
上海市辖区常住人口数量大（2500万），是武汉（1350万）和长春（900万）的1-3倍，社会生活复杂度更高，这当然大幅增加了超预期情况发生的频次。然而，比“常住人口”更重要的数据，是“非户籍人口”（俗称“外地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海高达42％；武汉和长春分别是18％和13％，均数倍少于上海[1]。
非户籍人口遍布在各行各业，不乏“灵活就业”或“外包派遣”，如制造业普工、消费性服务业基层、生产性服务业“萌新”、外省学生、各单位驻沪派出人员……其普遍特征为：不持有房产，身边少有家人伴侣。其中很多人长期处于“干一天，吃一天，住一天”的状态，屋里很少囤积食物，甚至炉灶、冰箱都不配备，高度依赖城市的流通运转；一旦社交隔离，无异于被“上屋抽梯”，陷入绝境。
在常住人口的另一半，即作为“市民阶层”的“户籍人口”，也比其它内地省会更依赖外地劳动者的支撑。当后者停摆，前者“日用而不觉”的生产、物流和消费也遭遇断档。本地人蓦然感到“上海变得陌生起来”，“家园”行将变成“班房”，陷入强烈不安。再辅以上海冠绝全国、全球大都市中仅次于东京的老龄化水平（65岁以上人口占常住人口的14.3%，考虑到外地移民多为青壮年，那么本地人的老龄化很可能超过20%），这大大提高了新冠感染和基础病就医困难的比例，悲惨的新闻层出不穷。